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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是什么?正义是什么?我已经()整不明白,也了辩不清了。但我坚信,我拥有定义我那自由与正义的自由,并,誓死保留与捍卫这份权利。
2.等死…
借个曲,结个尾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1270-1329)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大约从去年开始,在我们这个一向不知版权为何物的国家,版权忽然成了个热门关键词。一时间,版权的拳头和唾沫星子一起上下翻飞,朝气蓬勃的互联网行业,瞬间就变成一个烂泥潭。虽然猛一看,这些斗士们也都人五人六的宛如一群精英。可他们如此热爱烂泥潭,以至于我不得不认为,他们是一群属猪的伪精英。
进一步观察你会发现,调子唱得最高的人,往往是什么贡献都没有的人,他们既没有创造过任何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也没有独门的产品和技术,更没有形成用户依赖的渠道。所以最终,他们只能把过去被踩在脚下的东西拿起来,吹吹上面的灰尘,然后就挥舞成一面旗帜——就像小偷戴上个大盖帽,就成了维持秩序的,不是警察也是城管。
在中国,最喜欢拿版权当武器的,不是内容的创造者,不是出版发行机构,甚至也不是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而是一帮混子、瘪三。所以在南方周末的音乐论坛上,我说:“唱片工业从来没有养活过真正的艺术家,唱片工业养活了谁?养活了一帮打手、一群黑帮、一批收钱的,艺术家们创造了半天,却使这帮人日子过得更好,这种模式正常吗?”
如果中国互联网最终走向那帮混子、瘪三所期望的“版权模式”,那还不如干脆让互联网死掉算了。古腾堡印刷机打破了教会对《圣经》和知识的垄断,互联网也必将打破围绕版权所形成的旧的利益联盟,和新的利益黑帮,从而帮助真正的创造者。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互联网来说,版权是个伪命题。
正好,昨天去参加了盛大文学“一人一书”计划以及电子书战略发布会,而这个战略恰好也跟版权有关。盛大文学的战略,我的理解,可以简单归纳为两个整合:整合上游版权资源(包括自有原创文学的版权和出版社的版权),整合下游版权内容分销资源。今天的盛大当然已经和5年前的盛大不可同日而语,盛大文学的自有资源(内容、用户和支付手段)也远超过5年前,但电子书战略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盛大盒子”,说实话,我不敢太乐观。
不过,盛大文学的资源整合,跟视频网站的版权之争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即盛大文学应该不会一掷千金地去“采购”版权,而是将平台向出版社开放,让出版社“自主地”利用盛大平台,直接接触上亿用户,并获得收益。未来的盛大文学平台,既有用户原创的文学内容,也有出版社的内容,还有大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内容。作为平台,直接插手版权操作,是愚蠢的。
对盛大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版权,而是是否能真正建立一条直接高效的全新发行渠道,以及通过这条渠道能卖掉多少内容。所以盛大文学的本质是渠道,而非版权。就像Amazon并不拥有它所销售图书的版权,苹果并不拥有它所出售音乐作品的版权。盛大文学这条渠道,是离读者最近的渠道,是最便利的渠道,是最能发挥数字化和互联网独有优势的渠道。
作为读者,我关心的是我能读到什么;作为作者和出版社,我关心的是我能卖掉多少;作为阅读器硬件厂商,我关心的是有多少人会买我的硬件;对盛大文学平台来说,版权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千万别拿伪命题来说事儿,那会掩盖你真正的优势。如果用视频网站来类比,我想盛大文学的模式更接近YouTube,而非Hulu。
电子书现在很热,但在中国究竟能不能成就一个大市场,谁也不敢打包票。盛大文学应该立足于做数字渠道,不断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须知,互联网企业跟传统企业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你离用户更近,你发展和维系用户的成本更低。挟用户以令版权,要比挟版权以令用户,靠谱。千万别像叔伯兄弟酷6那样,玩儿版权,那会死得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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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难不难,争议存焉。3月6日《新京报》报道政协常委张维庆大呼讲真话越来越难,3月7日中新社报道多名人大代表否认这一说法,“讲真话有什么难的”,“讲真话一点也不难”,“我们从来都讲真话”,“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大概任何问题,这么辩起来,都能够呈现这样的观点对立和分歧的吧,而且真的是各有道理。
张维庆说,反腐问题上,权钱交易利益链未斩断,公权私化土壤未铲除;制度执行上明潜规则双轨运行,极大地损害诚信;用人上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严重;调研上,检察视察行政成本高而且难以了解真实情况;领导出行迎来送往规格越来越高,设施越来越豪华;会风上讲真话越来越难,领导先讲话,下面的人就接着讲一些过得去的话;文风上,领导不动笔,开会念稿子,秘书班子八股成风。
听起来,言辞激烈,实际上多是谈的工作作风上的一些现象。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工作作风”是如何形成的,有何内在机理,这并未涉及。就现象来说,张维庆的话与人们的一般感觉,应是大多契合。
如果要举例呢,我看也可以举出很多。大家都知道,“一把手监督难”是久久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各种“一把手”是那么厉害,权钱交易、公权私化、买官卖官,难道不是顺理成章?权力自上而下分而授之、官本位,也是老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迎来送往,岂不是水到渠成?真话之难讲,实在也是正常得很,“一把手”、“官本位”、权力体制,足以使真话消失。
但要硬要反驳,说“讲真话不难”,也很容易做到的。这就像当初梁漱溟、张奚若等人在政协会上发言,讲农民境遇,讲迷信未来,就像彭德怀在庐山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来批驳。而且很讽刺的,梁漱溟希望主人表现出雅量,会场哗然,交付表决,梁漱溟就被轰下了台;庐山开“神仙会”,白天说话,晚上看戏,本来会议就是因为大跃进出了问题才开会的,但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说底层疾苦,会议方向便扭转为“反右倾”了。梁漱溟、彭德怀等人被批判时,人们都是现身说法地“讲真话”的。现身说法,才觉得更反驳更有力吧,呵呵。
回头来看,当初痛骂梁漱溟、彭德怀的人,也未必不是在讲真话,他们可能就真的认为梁漱溟反动透顶,真的认为彭德怀猖狂进攻,有真愤怒。同时,自己又站在正确的地方,从而讲起话来又真的舒畅。不过,他们内心里可能也就明白,讲话“反动”和“进攻”是何其可怕,于是以后将会忖度自己怎样保持正确,保持正确而不是保持真实,可能就要么有时讲假话,要么研究“讲真话的智慧”。此次中新社采访代表怎样看待张维庆的发言,有代表就讲,正如季羡林说,“有时候真话不能全说”,在“两会”讲真话需要很高的技巧。
讲真话难不难,纠结在细枝末节上,永远辩不清。你说难,他就不难;你说越来越难,他说越来越不难;你说弄虚作假已经不再掩饰,他说没有的事,上次我硬是把一个数字给纠正过来了;你说有人说了些话被跨省追捕,他说你怎么不看到我在这里当面批评领导都领导都没有拍我的桌子……这有劲吗?
本来,正常社会里,讲真话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东西,而是一种最起码的状态。然而在我们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永远的争论,这就是值得脸红的事情,这就可以证明讲真话到底难不难了。“需要很高的技巧”,这也是讲真话难不难的证明。有那么多的“一把手”没有落马时无不口吐莲花、行若风雷,落马以后才被说起原是什么鬼怪货色,搞得整个社会都像是落井下石之人一般,这也可以证明讲真话难不难。舆论物议、道路纷纭,而到达不了正规的会场、公开的讲台,这同样可以证明讲真话难不难。
根本的问题是,讲真话的问题为什么会永远纠缠这个社会,什么原因决定的,是中国人没有建设一个正常社会的能力,还是建设正常社会的能力被阻碍了?
2010/3/8
张鸣
中国的两会规模大,规模大的会,讨论起来虽然不方便,却总会有人放炮。政协常委张维庆一炮打响,批评官场说真话越来越难,引发回声阵阵。从一个小老百姓的角度,张委员的批评,显然是对的。谁到衙门里办事,没碰到过官话、套话、假话的推诿、拒绝和扯皮呢?有谁在单位里开会听领导讲话,没掉进官话阵里,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呢?前几天河北冒出来一个浑身是假的官员,一路升到石家庄市团委副书记。她用假话骗人,而一路升迁过程中,也没人乐意说句真话。官场假话大话盛行,才是骗子的温床。现在,官场上,真话成了稀缺产品,这已经是百姓的共识,不,常识。
但是,中新社记者的采访,却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种看法。一连串人大代表,看来对张维庆的批评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从来没有感觉到说真话难,而且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从来都说真话。一查,这些代表都是官员。部长、厅长、局长、总队长之类,只有一个不是,但也是村党支部书记,在老百姓眼里,也是官儿。我们的人民,一向是要由官员来代表的,但代表人民的官员,即使挂上了人民代表的胸标,好像感觉也跟人民有点不那么一样。我这个人疑心重,总是觉得一个人宣称自己都说真话,一直都说真话,好像有那么点不靠谱。难道这辈子他一句官话套话没说过,一句假话没说过?连安慰危重的病人,都说真话来着?这样的宣称,仅仅是宣称,本身很可能就是假话。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身在官场内的人,有些感觉会跟官场外的平头百姓不一样。官话、套话,在百姓看来,可能跟假话没什么区别,但官场里的人,听了没准会非常亲切,断然不会认为那是假话,即使假,也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假。说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公务,他们的事业,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反而觉得挺香。就是有些人觉得臭,但也会认为是必要的臭——存在就是合理,这个信条,已经成为官场中人的至理名言。
但是,官场中人也是人,他们也生活在老百姓中间。即使再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之辈,也未必一点百姓的声音都听不到。况且,官员都是从百姓中来的,没当官之前,就是百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种常识他们其实是有的。在公务之余,见到老同学,老朋友,喝酒吃饭,谈起来官场上的事,个个都门清,都会说点真话和实话,如果喝高了,简直句句都是真话。人们发现,很多官员都有两付面孔,一付是在官场上合公开场合,一付在私下里,生活中。前一付面孔,一本正经,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着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假话。回到私人领域,往往会变成一个正常人。
我相信,那几位被记者采访的人大代表,在自己的家里,在跟知己的朋友见面的时候,决不不可能如此斩钉截铁,断然说自己从来不说假话。但是,面对陌生的记者,他们大概只好这样说,只有这样说,才政治上正确,被人抓不住把柄。有人告诉我,现在官场上有“公开场合伦理”,凡是公开场合,就必须说政治正确的话,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官话,至于这些话是不是真话,就没人考虑了。其实,就算是不断曝出的官员雷语,也比眼下这样的官话要好些,毕竟,这样的雷语,固然雷人,但却反映了官员真实的想法。恶劣的真话,也比虚伪的假话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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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高房价 真相 王炼利
说明:如果把中国的高房价问题比喻成一只麻雀,那么,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度去解剖它的时候,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结论会帮助我们逐渐走近真相。擅长统计分析的王炼利女士写的这篇分析文章,论述翔实,逻辑严谨,让我们看到了高房价背后的另一面。其实,归根结底,高房价问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对民众财富的掠夺问题。在高房价基础上累积起来的巨大泡沫,将让整个民族在未来付出最惨烈的代价。为了民生,为了民族的未来,有识之士在努力泣血建言决策层,促使住房回归民生之路。感谢所有不惧压力,为根除高房价毒瘤而努力坚守良知和正义的人们!——暖之
转帖:告诉你一个震惊的高房价真相
——别把表象当真相:房价高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价高!
王炼利
中国房地产业中的道道坎坎实在多,人们很容易将表象当真相。将表象当真相,有人就会偷着乐!
两会期间,有代表说,房价高的实质是地价高 ,需要将地价降下来。这种说法获得代表们一片掌声!
人们普遍认为,土地是国家的,国家只要将地价降下来,房子就不贵了。事实是这样吗?人们哪,你们太不明真相了!
当然,我以前也曾经这样认为过。但“认为”只是种感觉,感觉不能作为依据,我必须找事实做佐证,为了找到佐证,在2006年底,我根据在权威的“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网”上登载的2003年到2006年9月的《上海市有偿使用地块汇总表》和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信息中心网公布的《上海市城镇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情况向社会公布情况汇总表》,按照每一个土地出让合同号,将每一个出让地块的地点、地块面积、有偿使用方式(分挂牌出让、协议出让、项目招标出让、公开招标出让等)、土地用途(分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商品住宅用地、城镇单一住宅用地)、实收土地出让金等逐一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令我自己大吃一惊的结论:在房价高涨的2004年和2005年,政府部门收的土地出让金低得惊人!同时我也发现了为什么土地出让金会这么低的秘密、土地出让制度的弊端根源在哪里——我毕竟搞了十年建筑安装工程预算,九十年代初就持有上海市审计局颁发的建筑工程审计岗位证书、安装工程审计岗位证书。
本着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良知,我写了3.5万字的《弊病丛生的现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和土地储备制度——解剖上海土地麻雀》,将发现的问题图表化,并将分析的步骤一一列出。此文在高层内参《香港传真》上全文刊登。
2007年4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接到举报,要来上海调查有关陆家嘴中央公寓楼盘买卖方面的问题,柴静听人介绍说我对上海房地产问题有颇多分析,就希望我能接受采访,主要让谈我对土地出让制度和土地储备制度的看法。我就在浦东东方路向城路上的一家宾馆接受了央视的采访。柴静提问,我回答。录制完毕,告诉我将在4月21日的晚上央视一套《新闻调查》时段播放。到了4月21日早晨,《新闻调查》栏目的小伙子仲伟宁打电话给我,说有关我的镜头全部删了,领导通不过。他一个劲地向我道歉,而我一个劲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们知道了一些真相也就可以了。”仲伟宁在电话中问:“王老师,你的心态怎么那么好?”我回答“我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能播出!”
无独有偶,《经济观察报》主编仲伟志看了此文后,让我分成几篇,《经济观察报》准备分期刊登,我分成了六篇,寄给了《经济观察报》,仲伟志说改得很好。但是我很快又接到他的电邮,说是不方便登载了。
完整的《弊病丛生的现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和土地储备制度——解剖上海土地麻雀》一文,应该将土地价并不决定房价高低、相反,是房价拖涨了地价的真相梳理清楚了,可是,这是一篇用大量表格说明问题的文章——我分析的依据《上海市有偿使用地块汇总表》、《上海市城镇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情况向社会公布情况汇总表》就是由几千个土地出让项目组成的表格,经过我的整理,这些表格“活”了,能说话了,能说明问题了!但我不可能在博客上发表这样的表格,所以,认真的读者要信服我分析的结果,还真需要看我的全文。不过,既然条件不允许我发表表格,我就在此简单叙述一下。相信还是能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一)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是出乎想象的低;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土地价格是出乎想象的低。
在用人民币计取土地出让金的统计数字中,2003年,上海出让土地面积6102万平方米,政府实收土地出让金91.75亿,出让每平方米土地政府收取不过150.4元,2004年,出让6573.2万平方米,政府实收出让金140亿,平均出让金价213元,2005年,出让5941.3万平方米,实收出让金100.4亿,平均出让金单价169元,2006年1~9月,出让面积3637.2万平方米,实收出让金50.1亿,平均出让金单价137.9元。(此处统计的出让土地面积数字比《上海统计年鉴》公布的少2%,因为我将缺乏对应的土地出让金数额的出让面积项都剔除了)
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即政府直接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市场上),由于土地出让的方式分挂牌出让、协议出让、项目招标出让、公开招标出让等,每种出让方式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都是不一样的。其中,“挂牌出让”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最高,公开招标、项目招标和协议出让收取的土地出让金都很低,工业用地又比住宅用地收取的出让金低出许多。按“平均价”计,2005年“挂牌出让土地价”是3644元/m2,“协议出让土地价”是1542元/m2,“公开招标出让土地价”1363元/m2,“项目招标出让土地价”740元/m2,“邀请招标出让土地价”647元,没有前缀的“招标出让土地价”是1625元/m2,另外还有“公开招标”的特例,譬如土地出让合同 “沪房地普字(2005)040号”,是普陀区的金光北块一期配套房,土地价每平方米324元,楼面价218元。再譬如在浦江镇的六块世博会动迁基地,土地面积共67.73万平方米,土地等级为六级,土地出让合同是 “沪闵房地(2005)230、231、242、243、247、248号”,笔者在《上海市有偿使用地块一览表中》查到在这六块土地上,政府实收土地出让金总价是568.97万元人民币,再根据政府实收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总价的30%的规定,计算出土地总价(也就是得地者付出的总价)是1896万,这样,每平方米的土地单价是1896/67.7=28元/m2,由于这六个地块容积率都为1,土地单价28元也就等于楼面单价28元。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单价则是568.97/67.7=8.4元/m2。这样的土地价和土地出让金价,能说高么?低到不可想象呵!
2004年,地处黄金地段的老西门和豫园的“城镇单一住宅用地”的“协议出让”楼面价只有每平方米112.5元、67.7元,土地单价274.5元、161.1元,出让土地面积分别是9.4万平方米和14.9万平方米(合同号:黄房地【2004】57号、64号,土地单价根据政府实收出让金单价是土地单价的30%计算,政府实收出让金是773.7万和721.8万元),这样便宜的土地价,不知道这些位于中心区中的核心区的拆迁户的拆迁补贴是多少?在这23.33万平方米 “城镇单一住宅用地”上造的房子,又会以什么价格卖出去?
为了招商引资,上海的工业地价是很便宜的——到2006年上半年,上海八级、九级地段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单价有的还不到90元(楼面价),普遍是133元(楼面价)、175元(楼面价),最多200元(楼面价)
(二)人们所说的“地价高”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地价高”的问题,我们必须将最后得地造房子的房地产商和最初从政府手中转让到土地的房地产商分开,能从政府手中用很便宜的价钱转让到土地的,往往不是最终造房子的。我有个朋友属于“最后造房子”的房地产商,他告诉我,他造房子用的地,都是转卖过三、四次了;有的房地产商造房用地,是经转卖了五、六次,地价对于他们,当然是太贵了。我这个朋友还说,他不会做直接从政府手中得地的梦。即使土地转卖了三、四次,他还是有赚的。
房价涨带动了地价涨是假象,从2006年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信息中心传来的数据这样显示:与飞涨的房价相比,地价上涨是不足道的。2003年5月,与南京路永安公司只隔一条马路的九江路福建中路6713平方米商业用地出让,每平方米楼面价6252元人民币;2005年9月,与大世界只隔二条马路的金陵东路西藏路3998平方米商业用地出让,每平方米楼面价6631元人民币,两年多时间内,上海最繁华商业地段的商业地价就只上涨了6%!而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住宅房价上涨了多少?当然地价的确在涨,那主要是“挂牌出让”的土地价在涨。但挂牌出让的土地仅占2004年、2005年上海市政府对房地产业土地供应面积的5%、11%!因此,起码2006年的房价上涨是没有理由从“土地上涨”中找借口的!
由于地价对于房产开发的影响是滞后的,2006年前后还在使用前几年置下的低价地的房地产商,他们喊“地价涨”,是为进一步涨房价找借口。
不明真相的人说“地价上涨影响房价”,其实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总是先涨房价,再涨地价的。没看到还未等土地“升值”,房价就上蹿得老高了!
这两年的土地价我是没有作统计分析,因为从2003年到2006年我做了这么详细的计算,有关方面就是不理你,我也不劳神了,反正已有的计算足够能说明问题了。
大家今天知道了政府供应的土地非但不贵而且还是“超低价”,然而土地一级市场的“超低价”并非是为市民“超低”的,土地一级市场的“超低价”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房地产商中的“凤毛麟角”将从一级市场得来土地能炒卖出个好价钱,同时又能使土地转让市场四茬五茬的接盘者多少也有点钱赚。至于买房者,注定是被宰的。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级市场上的土地有什么理由这么便宜?
(三)土地出让金分“桌面上的”和“桌面下的”两部分
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是照搬香港的。在香港,这个制度为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服务,谁出价高谁得地,土地出让金就是一次收取整个出让期限内各个年度地租的贴现值总和。在内地,这个制度主要为相关利益者服务,这个制度的核心不在于收取出让金本身,而在于要收取“出让土地使有权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土地出让金分为“桌面上的”和“桌面下的”两部分。
在我们这里,土地出让如同其他国有资产出让一样,买卖双方都在算两笔账。一笔账是土地(国有资产)本身值多少钱,一笔账是要得到这块土地(这笔国有资产)的使用权需要付多少“交易费用”。即账面价格(有没有低估暂且不管)和交易价格。这两部分价格合计就构成国有土地或国有资产出让的全部价格。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这两笔账是一会事,土地所值(资产所值)就等于为了得这块土地(这笔资产)所需要支付的,而我们这里,一笔生意就必须算两笔账。因为两笔账的“落入口袋”不一样。在香港,全部土地出让金归香港政府,在我们这里,是“桌面上的”出让金归政府财政,“桌面下的”归谁则除了“案发”,只有天晓得。
在香港,政府掌握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但谁来承让土地使用权,由市场来说话,由“出价”来说话,出价高者得地,天经地义。在内地,政府不但掌握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还掌握“由谁来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决定权。这两个权利哪个大?当然后一个大!那怎样得到后一个权利?一靠“关系”,二才是“金钱”。因为中国凡能在生意场上称得上“关系”的,这“关系”的价值往往远不够用金钱来衡量!
话说回来,“关系”是比金钱金贵,但金钱也能换来“关系”。所以,才有“桌面下”的交易。
因为存在桌面下的交易,桌面上的交易价格才“看起来很便宜”。“少收土地出让金”少收的是进入财政的部分,少收的是“桌面上”的部分,另有“桌面下”的部分、进入“关系”口袋的部分是不见阳光的。那得地者会“亏”吗?才不会。需要得地的商人非常精确地掌握着与政府打交道的得失分寸:本来得一块地应该花消1000万元,其中30%是缴纳土地出让金,70%是支付开发成本;经过“操作”,“桌面上”交200万土地出让金,“桌面上”交467万开发成本,“桌面下”的“交易费用”233万,房地产商总计化900万就得到了土地,整整省去10%的得地费用,还落得皆大欢喜。而官方宣布的中标价是667万:30%的土地出让金是200万,70%的开发成本是467万,全都上缴政府有关部门,真是天衣无缝。若问为什么是这个中标价?你管得着吗!
那些栽在“土地”上的官员,不就是这么“栽”的吗?我承认我没有证据,官方没有具体公布过“栽倒”的官员“栽”的过程,然而我是根据数据在怀疑,由怀疑导出我这样的推理。
(四)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怎样分好处的?
政府从“土地使用权利出让”中得到了土地出让金,但更重要的是官员个人来自得到了得地者——主要是房地产商支付的不进入财政的 “得地权利交易费”,这两项就是内地政府和政府官员在“土地使用权利出让”中的全部所得。房地产商也有所得,他实际交付的土地费用比应该交付的要少,这也是房地产商的一种所得,但这决不是房地产商从现有土地制度中的主要得益之处,房地产商的主要得益之处是:有转让、抵押、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即有着炒卖土地包括炒卖土地上附着物——房产的权利。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给了土地转让以限制,限制条件是“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但是,法律条文是敌不过房地产商的智慧的,现在有几个房地产商是在转让房产地产的?他们是“转让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大多是项目工程公司,转让了公司就等于转让了项目工程;转让房产地产等具体工程还要交土地增值税,转让公司连土地增值税都免去了——全部归地方政府所得的、房地产业缴纳比例达70%的土地增值税,偏偏是地方政府最不肯积极收取的税收!1999年到2005年,全国的地方税务局总共只收到298.4亿土地增值税,并且47%是2005年这一年缴纳的!而298.4亿土地增值税只占同期地方税收40769.4亿的0.7%(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政务公开→税收统计),298.4亿中属于房地产业支付的大约还只有200亿。
2006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布第483号令修改土地使用税率,这个修改让外资企业用地税率与内资企业用地税率得到了统一,但由于房地产业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不过占整个土地使用税的4%,即使修改后城镇土地使用税率比原先提高两倍,城镇土地使用税提高部分的承担主体95%以上仍是非房地产企业。
政府之所以不忍收房地产业的税费、政府之所以给房地产商炒卖土地炒卖房产的权利,在于最初几代房地产商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意,政府官员利益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已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
在上海的土地出让中,还有一种让房地产商“靠政策得地”的说法。这是怎么操作的呢?出让土地面积分为“项目建设用地面积”和“代征地面积”。所谓代征地,是不属于项目建设用地的附带征地,是应政府需要而“代征”,其用途多属于“公共用地”。本来,土地出让总价是按项目建设用地面积计算的,开发商需要的只是项目建设用地;但你要得到建设用地,就要在代征地上承担土地开发费用,开发后的土地仍归政府。所谓“靠政策得地”,就是你得答应为政府免费开发一块土地,政府才会根据这个政策给你需要的一块土地。而房地产商开发“代征地”则是盼望“行得春风有夏雨”,盼望政府的回报能超过房地产商在代征地上付出的“开发费用”。
这也能称为市场?很难。
但我们因此理解了政府不愿多收房地产商税费的经济学意义——本来就不是市场交易,怎么能要求这个交易按市场规律办事?
不是市场交易,房价地价上涨的借口就被釜底抽薪。
(五)是中国法律在支持中国房价的暴涨
国务院第55号令第四条赋予“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其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的权利,《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这样制订:“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这就颠覆了罗马法系中使用权者不得有处分权的规定。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基本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核心,处分权包括了转让、出租、抵押、赠与、继承、销售、封存、丢弃等权利。国务院第55号令和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使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受让者具备了处分权,使用权就成了事实上的“有期限的所有权”。我国的土地出让制度就成了允许和鼓励土地炒卖、允许和鼓励不动产炒卖的制度——“炒卖”皆因“处分权”而来——如果没有转租权、转让权、抵押权等“处分权”,土地就不可能通过土地使用权利的交易而增值,土地使用权也就不过是实物意义上的对土地的“使用”而已。
使用权人兼拥有处分权,这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公元六世纪制定的《法学总论》即罗马私法第五篇中明确规定:“使用权人不能把使用权出卖、出租或无偿让与他人”;《法国民法典》第631条规定:“使用权人不得出租或出让其权利于他人。”;《德国民法典》第1080条条文是:“用益权不得转让。”“用益权既不得抵押,也不得用作担保或者再设定用益权。”用益权是所有权的组成部分,是比使用权内容更广的一种权利,用益权不得转让抵押,使用权更谈不上转让抵押了。
为什么呢?因为“转让、出租、抵押”这些“处分权”才构成了所有权中的核心权利。当所有权者把使用权出让后,使用权者行使“转让、出租、抵押”权利势必会削弱所有权者的权益!试想,如果是你的房子出租给别人后被别人转租出去、你的房子出租给别人后被别人抵押了,你作为所有者,你的利益不是被削弱、被侵犯了吗?所以,民法法系都明文禁止对“使用权”这个权利的出租、抵押、转让。普通法法系的英国法律允许不动产承租人对不动产的转租转让,但大多数不动产所有者却通过立契约的形式禁止承租人转租转让,即不让出租权、抵押权、转让权来削弱自己的所有权。
然而,西方法律制度中对使用权人的权限限制,到了我们这里是反其道而行之。使用权=有期限的所有权,就是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的实质。并且这种有期限的所有权在我国还被提前兑现——我国规定房地产企业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25%就能动用转让权,国外的惯例是土地承租人在完成全部建筑物以前,不得转让土地使用权——因为房产和地产不能分割交易。
所以,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就是由土地使用者动用“处分权”来“处分”使用权的制度,是让“使用权”为“处分权”服务的制度。而我国房价的暴涨,就是因为土地使用权被土地使用者“处分”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恶果。
自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的特大城市上海移植了香港土地制度中的核心部分——批租出让土地使用权、并准许转让、抵押、转租土地使用权开始,中国的城市就都步入了高房价、高地价的陷阱——土地炒卖就是由于土地的使用权者具有了对土地使用权的出租权、抵押权、转让权所致,而在市场经济的鼻祖西方国家,公有土地国家不准这么做,私人土地业主一般不会同意这么做。也因此,这些国家“市场化”了几百年,老百姓的住宅用地价并没有因为“市场化”而“化”上去。
必须指出,当十九世纪精于法律的港英政府制订了把出租权、抵押权、转让权全都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港英政府的殖民心态就曝露无遗——正是因为他们出让的土地本来就是中国“出借”给他们的,他们不会对真正的土地主人负责,在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前提下,让使用权人能同时具有对使用权的出租、抵押、转让等“处分权利”,这正是港英当局用法律形式对炒卖地产者提供的“炒卖权”保障——所以香港的房价地价都很高呀!
这个制度移植到我们这里,自然也导致了我们这里的房价飙升。于是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移植这个制度是为了什么?就为了侵害土地所有权人——全体人民的利益?就是为了方便一部分房地产商炒卖土地炒卖房屋?逻辑很难解释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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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说真话为何越来越难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前天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痛批目前中国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包括腐败、买官卖官、高规格接待等,并建议改变不正之风应从领导干部做起,彻底改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会风、文风。
其实何止开会时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在平时的工作中,有些官员也不太敢说心里话。真话少了,假话、空话、套话自然也就多了,所以时下不少官员,要不就不说话,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举例来说,“两会”上,一些议案提案脱离实际,建言献策流于形式,参政议政全是赞声一片,其实也是说假话的一种表现。
官员为何难说真话?有调查说,77.4%的人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阻碍人们说真话的原因。表现在官场上则是“官场潜规则”阻碍领导听到真话--其一,有些领导不愿听或者不善听真话,因为大凡忠言多是逆耳的,听上去有故意挑刺的感觉;其二,基层官员说假话的收益往往大于说真话的后果,假话大多是拣好听的说,也就不会有什么风险,有时甚至还会因为“拍马屁”到位而有意外收获。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官员对上级不敢说真话,对下级不愿听真话,同时又不能容忍普通群众说真话。应当说这些表现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人习惯了说假话、空话、套话,就必然容不得别人说真话。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官员如果习惯了不说真话,其危害比一般人说假话显然要大。因为只有听到真话,政府才能制订出科学决策,只有对老百姓说实话,老百姓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而且,真理都是在争论中形成的,对说话的人来说,必须是真知灼见,是由衷之言;对听者来说,不但要让人说真话,还应该做到允许别人说错话,正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个缺乏真话、假话、套话、空话流行的“官场潜规则”,是不利于真理的形成,也容易让部分官员丧失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拍脑袋”决策、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大多是不说真话、不听真话的后遗症。
其实,一些官员不敢讲真话,上骗领导下欺群众,把保乌纱帽放在第一位,把服务人民群众抛之脑后,背后还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上一级领导说的话就是真理,不敢说半个“不”字,无论对错都必须严格执行,这实际上是阿谀逢迎。而倘若比自己官小的干部或者普通群众说真话,直言其工作中的不足,那是挑战自己的权威,是“以下犯上”.于是在以后的提拔任用中,没了敢于说诤言者的机会,对于说真话的群众,则不惜动用权力打击报复。类似例子,时有发生。长此以往,说真话也就越来越难。
然而,这些自己不说真话、还拒绝别人说真话的官员,不明白“人无完人”的道理,也不知道说真话、讲实情是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基本常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种场合都强调过,“作为政府总理,应该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这是我的义务”.总理能说到做到,各级官员更应该能做到。
当然,要让官员习惯说真话,还要打破“官本位”的传统思维,为说真话、说错话解除后顾之忧。去年11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上指出,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所传递的信息其实和敢于说真话是一个道理。不让老实人吃亏,让说真话者代价变小,让代表委员更愿意仗义执言,在制度建设上压缩假话、套话、空话的生存空间,才能让说真话成为官员不可或缺的政治品格。
2010-3-11
向大家讲述我如何利用网络替我爷爷治病的故事。爷爷今年90岁,身体比较硬朗,胃口很好,每天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自从去年爷爷得了荨麻疹住院后,爷爷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就大不如以前了,我们也常常替他老人家担心。而这种病会经常来侵袭爷爷得身体,时好时坏,很难根治。于是,我通过网络开始了解这种病——荨麻疹。在Google上,我搜索2,060,000 条结果。
先从结果中了解荨麻疹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病?这种病也称为“风团”,是人对某种物品过敏引起的。我和爸妈通过三种方式帮助爷爷治疗这种病,一方面,我们寻找过敏源,由于是人体对某种物品过敏而产生的疾病,过敏源多种多样;另一方面,我们药物来治疗这种疾病。最后,还有查看这种病的程度,得病到什么程度了。由于爷爷不愿意去医院治疗,加之我们家离医院也有一段距离,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一般都是自己治疗或者就近请医生打针。
上网搜索资料的时候,我开始分辨哪些药是新疆那边可以买到的,哪些药是医院和药厂广告的,还有哪些药是以前用过的效果比较好的。我又分成了这样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寻找中药和偏方。
韭菜治疗法:非常方便,将韭菜切碎,涂抹于患处,用不完的韭菜放入冰箱,下次再涂用。
资料来源 [www.qqyy.com]
黑芝麻治疗法:黑芝麻炒熟研末加少量白糖备用,每次用黑芝麻和黄酒各三汤匙调匀放碗中隔水炖,水开后炖15分钟(时间长影响疗效).早晚空腹服用,连续服用一周见效。
资料来源 [wenwen.soso.com]
第二种办法:西药治疗,西药又分为外涂、针剂和服用,根据以往的经验,找到这些。
口服:息斯敏、扑尔敏、或仙特敏…等抗组胺药;
外涂:维生素B1,B12,B6,维生素C等等;
注射:葡萄糖酸钙;
平时多注意:房间通风,不要太热,床单被套保持干净,衣物常洗常换。
又看了些预防和治疗的视频 [v.ku6.com]
这次爷爷的荨麻疹治疗的效果非常好,3天就消下去了,也让我和爸妈松了一口气。韭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也想到一位英国父亲,利用Youtube 视频和Google 上搜索到的结果现学现用,硬是妻子把孩子给生下来了。连接BBC里有新闻视频 [jandan.net]
另外,我还用Delicious [delicious.com] 把他们都收藏起来,方便以后再看,以及管理。也向大家推荐科学松鼠会的健康栏目 [songshuhui.net] 网络和视频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我想他的地位是不可能被我们忽视的,你觉得呢?
如果你想读教育技术学专业,但对这个专业并不了解,或者是你已经在读这个专业,但总感觉不明就理,全是茫然,甚至满腔怨言。看看这个资料,或许可以让你 了解什么是教育教育学专业,增加你一点学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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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梗概: [ent.sina.com.cn]
18世纪初,江西巡抚郎廷极奉康熙之 命到景德镇主持御窑,试图烧制出失传数百年的祭红,虽未成功,却成功地烧制出另外一种更为鲜亮的红轴瓷器,人们把这种瓷器以他的姓氏命名,称之为“郎红 “,郎红一出世便耀人眼目、拨人心弦,格外受人关注。可以说是瓷中极品,千窑一宝,价值连城。也为历代藏家所珍爱。但景德镇有句话说“若要穷,烧郎红”, 因为其烧制极为困难,数百窑亦难烧成一件。烧郎红投入极大,回报极低。在瓷都景德镇,著名的窑工韩胜师父把桩烧制名瓷郎红,不幸倒窑,以身殉窑。从此,给景德镇留下阴影,没人愿意再烧制郎红。数年后,其子韩冬在著名窑工泉师傅门下学徒,他自小天资聪颖,憨碍耿直,深受泉师傅厚爱。但韩冬的母亲怕儿子重蹈丈夫的覆辙,请泉师傅不要让韩冬把桩。韩冬不知就里,十分郁闷,恳请未婚妻——泉师傅的女儿春梅帮忙求情,但却都始终没有结果。于是,韩冬偷偷观察烧窑的全过程,并悟出了一些要领。
泉师傅看到韩冬的用心,不忍让他只学习捏制瓷坯,于是向韩夫人求情。韩冬的母亲深知挡不住儿子想学习烧窑把桩的热情,便答应了泉师傅的要求。韩 冬十分聪明,对于把桩的诀窍一学就会,第一次把桩还意外烧制出了郎红的瓷片。这更坚定了韩冬完成父亲愿望的决心,他要代替父亲烧制出最好的郎红。民国派顾 直到景德镇就任官员,顾直宣布官窑今年烧“郎红”。这个决定在江西瓷都景德镇这一平静而闭塞的小镇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该不该烧“郎红”,由谁来把桩成了 大家议论的话题。
韩冬跃跃欲试,顾直被韩冬的热情和毅力所感动,坚持将把桩的任务交给他。但众人都认为韩冬抢夺了本应属于泉师傅的活,对他十分唾弃。春梅也左右 为难,希望韩冬能和自己去南洋打拼,放弃烧郎红。但韩冬顶着众人的压力,坚定地继承着父亲的事业。春梅虽深爱着韩冬,但见拗不过的倔脾气,只能一个人随舅 舅远赴南洋寻找新的生活。最终,韩冬凭借自己炉火纯青的工艺成功地烧制出了郎红。
中国技术史上,比如冶炼以及本片中陶艺都有很多类似“祭剑”“祭窑”的事件,这样然有迷信的思想在里面,但人类也正是从这种迷信中慢慢走出来的。该片韩胜师父以身殉窑的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科学,还要让人们对技术有更多的了解,增进学生的技术素养。
1.上午数据库,继续EAR实体结构图;英语课继续练习写作。
2.下午马哲很没意思。
3.晚上数据库上机操作。
1.上午在宿舍看书,上网。
2.下午波谱分析。
3.晚上公选课,很没意思,回宿舍后直接推选换了别的。
昨天停电一天,晚上六点多还未见电来。便与妻领着女儿第一次过了“停电一晚”,一家人在手电的光下一齐玩着玩具,笑声不绝于耳。早早躺下,思絮回到了二十年前。
八几年的时候,停电是家长便饭。晚上,停电了。我、姐、爸妈便一齐躺在床上,爸妈给我和姐讲着他们童年的趣事,有时也打开收音机,听着收音机里播报新闻。或者缠着大人,让大人领着到邻居家看电视。
那时候的“看电视”要比现在“看电影”热闹多了,因为那时候经常停电,加之电视机的缺少,一个村里如有一两台黑白电视机,那也是非常富裕的村了。天近将黑的时候,妈妈领着我和姐,一人拿一个小板凳,早早来到邻居家占位置,去晚了只能在后面听声音了。所以,“看电视”要赶早。早早占好位置,等着主人搬出小桌子,将宝贝电视机搬出来放于桌上,架好天线,再把“蓄电池”搬出来,接好。然后大方的主人便拧开电视,随着电视里声音的传出,总有一阵掌声不自觉的响起, 是对主人的感谢,或是对电视的感谢,不得而知。
那时的电视台少得可怜,只有很少的几个频道,但是电视节目却比现在的要“精彩得多”,说“精彩得多”或者说是心理上的感觉。至今仍记得,那时候经常演的是武打类的节目,如《秦始皇》,现在有时重播这部电视机,看起来,别有一份感情,或是对逝去的童年的怀恋。那时的主题曲:“大地在我脚下,土地掌于手中,哪个胆敢多说话”时常回荡在脑海之中。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背后靠着母亲,不知不觉间便睡着了,等走的时候已迷糊在母亲的怀中,还不忘记让母亲带上自己的小板凳……
现在的孩子是无法体会我们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生活是贫穷的,但仍然有那个时代赋予的童年快乐,那个时代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因为穷,很少去问大人要这要那,嘴馋的时候,就向大人要个酒瓶,换个雪糕吃,一把酒瓶只能换一支“香蕉”的吃,只有啤酒瓶才能换一支“豆沙”或“雪糕”吃,那个时候整天就盼着父亲瓶中的酒赶快没有,有时还会偷偷的给父亲倒掉些,为的只是吃支冰糕,那个时候,一个月大人能给一角钱零花,便是天大的恩赐了。怀恋,深深的怀恋!
那个时代的小孩,现在大都已是而立之年了,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才会体味到“集体看电视”的快乐,才会体味到“酒瓶换冰糕”的快感,不能抱怨现在的孩子不懂事,是时代造就的,时代打造了一代代的人,打造出了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两千后,无论是哪个后,都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是“适者生存”,所以要想与九零后、两千后的孩子交流,必须适应他们,适应他们生长的年代,其实他们都是孩子,都是成长中的孩子,难道我们小时候就没犯过错?不再言之,多语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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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早起跑到学校参加06级本科学生的论文开题答辩。
今年的学生人数少,所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细细琢磨每个学生写下的东西,给出我们的建议。
与以往的学生相比,这一届学生在讲台上的语言表达能力无疑是最好的。这可能多亏了顶岗实习的锻炼,学生们走上讲台进行论述的时候都能够在无意间显现出对于讲台的熟悉,从声音到体态都让我觉得比较满意。尤其是其中有些学生,能够非常自然的用板书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思路与设计意图,非常好。所以从这一点看,学生的确需要更多的锻炼机会,给他们机会了总是会有所收获的。
这次开题比较仓促,而我们又不能寄希望于学生真的能够在回家过年期间去做些什么工作,所以短短的1周时间,学生的开题报告多是拼凑而成的,我个人的意见有这样几个:
1.对于论文题目的把握。读不懂题目,不理解题目的意思是大部分学生都会犯的错误。我们的论文多是直接由指导教师给出论文题目供学生选择,所以学生对于论文题目的把握多数情况是被动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真正与指导教师沟通过,去好好弄清楚题目的含义?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一定要找到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以及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看到题目,仔细琢磨后,一篇论文大概的结构、形式可能在脑子中就已经能够有个大概的形状了,做到这样,才能开始其他的工作吧。说到题目,不得不说的是指导教师在其中做扮演的角色。就拿我自己来说,在工作了三年之后,突然发现对于毕业论文该给什么题目越来越迷惑。本身自己关注的东西就是那么有个小范畴,而能够说有所了解的也不过如此,我们如何能把自己喜欢的领域迁移到学生身上呢?我喜欢按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给出论文题目,可很多题目是不适合一个本科毕业的学生来做的,其他的题目又不知道给什么……这真是一个难以逃避的难题,或许我们应该改一下我们的出题形式,能不能让教师和学生共同商讨给出题目呢?
2.做自己能做的工作。在开题过程中,很多同学给自己找了麻烦,列出了很多自己可能根本无法驾驭的研究范畴。每个同学的能力不同,时间分配不同,所以对于研究不可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完全一样的研究结果。我更建议各位享受研究的过程,而不是把一个研究人为的扩大化。
3.规范自己的研究过程。这是整个开题中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像习惯似的在研究方法上写上5-6种方法,什么访谈法、个案调查法、质型研究等等,甚至编造出很多根本没有的方法……对这我是非常排斥的,这只能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对于问题如何研究的整体思考,而是像必须去写什么似地滥竽充数。就拿调查来讲,很多学生连基本的调查框架都没有呢,如何能够撰写出其中具体的题目细类?这是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这里建议各位同学在今后的学习中强化对于研究方法的把握,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题目,采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展开工作。
开题报告告一段落,可论文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对于本科学学生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与到一项比较大的论文写作工作中来,真心希望题目能够有所收获。
评论 2010-03-10 07:18:35 阅读97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最近温家宝几次提到如何给人民尊严这个说法,让人很受鼓舞。很多人开始憧憬,政府会有什么措施,给人民尊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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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号晚上参加一个系列讲座。讲座在十天前就有海报,后来还有活页的宣传单放在学院入口的地方,供大家取阅,注册,参加。讲座主讲人是因为TC的一个项目而在这里访学的一个教授。这个项目由私人出资设立。讲座宣传单有主讲人的笑脸,主讲人的简介,以及时间地点,以及最后注出来的会提供随后的招待。哥大的很多学术活动都会有招待,有的内容简单,有的内容丰富,还有些活动不能提供招待,但主办方也会提供一些简单的点心、咖啡,这样,可以满足参与者的需要,让大家边吃边聊。
晚上讲座的主题是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IN EARLY MATH LEARNING,简单来说,是将幼儿游戏纳入早期数学学习的范围来思考,分析不同的幼儿游戏对于早期数学学习的影响。主讲人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大量的图表来呈现自己的研究。由此,我的一些思考如下:
A研究者呈现,来自中产阶层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入学前,小学不同学段,数学成绩方面的差异,差异是明显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家庭因素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影响。由此我还想到的是教育社会学上比较有名的关于小学生对图片的描述可以看到不同家庭背景的影响的例子,来自中产阶层的孩子可以用整段的话来描述一个场面,信息量丰富而全面,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则只能用一些片断的话来描述,信息量残缺。报告人指出,在低收入家庭中,孩子接触的数学刺激要少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在各种数学能力上发展不及同龄人。而语言能力上的差距,不也是因为这样吗?
其实并不是低收入家庭里没有数学,语言的因素,而是经济上的低收入,作为一种物质基础,在客观上决定或者制约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来自农村,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状况算是比较了解。因为在中国,农村家庭普遍可以算作是低收入家庭,和城市居民相比。低收入家庭的父母亲往往很辛苦,每天要忙于做回报很低但工作时间很长的工作,在不能赚钱的时候,还要费尽心思思考如何省钱,而且,因为家庭贫困,对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特别敏感。比如在农村,要花大量精力去维持关系网,以便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来自同样的低收入家庭的或多或少的帮助。因为经济的窘迫,因为生活的不如意,人们的话很少,人们回家的时候很累,这些都导致了孩子们不能得到成人的及时指导,在他们有兴趣的地方,他们只能自己摸索,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或者是一个人在玩,或者是和几个同龄的语言数学能力差不多的孩子在一起玩,在这些时候,大家的知识经验都差不多,所以很多时候在本来可以说话计算的时候,他们用肢体语言或者默会的交际方式来代替,而这样他们的词汇量不会丰富,计算能力不会得到提高。相比之下,中产阶层的工作条件较好,收入较高,生活较为顺利,当他们回到家里,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精力还是很好的,心情也不错,他们在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之后,更加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而这种高品质,除了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外,很重要的就是精神世界的丰富,而与孩子一起游戏,和孩子对话,教导孩子成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件乐事。而且,因为他们的阶层地位所决定,他们要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孩子们要在社交活动中表现出较好的教育水平和礼仪修养,所以,他们也必须花时间来引导孩子们学会说话,学会计算,学会做事,不能像农村的孩子或者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样,像杂草,或者像野草一样,在街上疯长。我小的时候,也属于那种被父母丢在一边,自生自灭地成长的那种,小伙伴们聚在一起,一玩就是半天,回家吃饭,吃完饭又聚到一起,父母亲也不会阻止,因为他们只希望眼不见心不烦,不希望我们在旁边干扰他们做事。因为这样的成长,我一天里需要用语言的地方不多,以致于我的语言能力一直不是很好,尽管我有这方面的兴趣,主要是大量的词汇都是阅读得来而且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用过的,所以都是语言学所说的死词汇,而相比之下,如果父母亲习惯于跟孩子交流,讲话,慢条斯理地听孩子说话的话,孩子的大量词汇就会被激活。
在家庭条件与孩子语言数学能力的相关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相关,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状态。不能绝对地说中产阶层的孩子每一个都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要好。因为一方面有遗传方面的因素,有的孩子生来就是在语言和数学方面更为发达的,有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还有父母亲的家庭教育理念和人生信念的问题。父母亲如果对孩子的教育足够重视,尽管身处逆境也不放弃希望,能够积极地调适自己的心情的话,是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的,与孩子多一些交流,让孩子更多地接触一些高于自己的发展区的知识,这就是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幼儿发展中的应用吧。而相反,如果中产阶层的父母亲只是经济上致富了,而思想没有得上,那么,也会放任孩子的成长,使孩子失去很多的成长机会。
当然,父母亲并不是要把孩子牵在身边,还是要让孩子多一些与同伴相处的时间,让孩子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摸索,不过,父母亲要用自己的开阔的视野来引导孩子们,在无形之中去引导,比如介绍新的游戏形式,这样就可以使其生活多一些变化。而后,在游戏结束之后,在孩子回到家之后,父母亲可以用促成反思和总结的方式提出一些问题,让孩子可以运用语言和数学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总体来说,父母亲要努力让家庭成为一种促进孩子成长的环境,成为一种富有教育性的环境。从这一点来说,杜威所说的,最明智的父母亲所做的,就是校长和教师所要做的,而事实上,校长和教师应该多向父母亲学习。当然,对于普通家长,尤其是忙于生存而对孩子的成长习惯于听之任之或者习惯于只是出钱,把孩子交给学校的父母亲来说,他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也很多。
B报告人提到了中国孩子,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孩子的数学能力在全球是有名的,这可能是在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争得的好名声。报告人用数据指出,中国孩子在幼儿期的测试中就已经有所领先,继而引入美国的实验。难道这里把中国孩子看作美国孩子的榜样吗?或许我们要这样来思考,我们可以希望孩子们有中国孩子那样的好成绩,但我们希望孩子仍然能够享受到多彩的童年。西方的孩子是不是能够享受童年的美好,我还不是很清楚,至少比中国的孩子要幸福一些。
有些时候,这种希望,就像希望孩子有好成绩同时又不累一样,有的人说,真正实行素质教育的学校,真正素质高的学生,考试成绩也会很高。这个从一个平均值来说,是的,但如果从最高值来说,不是的。因为在应试教育的学校里,考试成绩最高的学生,其实也是素质最高的学生,只不过他把全部精力用来应试。而在素质教育的学校里,素质最高的学生花了大量的精力从事读书以外的活动。这样相比,他的成绩可能是最高的吗?不大可能。然而,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所看的,是顶尖的人物,是最高值,所以,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人有时太贪心,鱼和熊掌都想得到,就像我既想赚钱,又不想投入钱,结果怎样呢?总是找不到最佳方案,总是没有动手,所以,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
事实上,我们在没有进入实战状态的时候,是无法分辨什么是最佳状态的,就像没有经历爱情的人,不知道爱情真的是什么样子。而只有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之后,发现自己所拥有的这种,也还是不错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所谓的爱情。
所以,我们需要有所选择,需要有所行动。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我们要分辨什么是鱼,什么是熊掌,也就是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是愉快的童年时光,还是优秀的学习成绩,当然,我们仍然渴望两者兼得。如果你的选择是童年时光重于学习成绩,那么,首先努力让孩子的童年时光丰富多彩,这已经需要花一些精力,进行一些安排,而如果这一切已经进入正规,你可以再从各个学习领域的角度考虑增加一些内容到童年时光里,不过在增加的同时,要注意自己的熊掌不能丢。有时我们往菜里加一些调料,有些调料,如果加的分量不多不少的时候,是给菜增加了光彩,而正确的东西加多了也就成了错误,彻底改变了菜的成分,菜就变得不好吃了。
中国人勤奋,中国孩子勤奋,这是优点,但一旦过了头,优点也就成了缺点,这个缺点不是害人,而是害己。
中国有一句话:笨鸟先飞;还有一句话: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些都是对年轻人有误导的话。当然,在争取好成绩的时候,这些话也确实是有作用的。我们就在这样的暗中计劲,互相把对方逼上了绝路。一篇百家姓,别人能够正着背对来,我能够倒着背过来。别人只是能背过,我能清楚地记得一个字是文章中的第几个字。这就是中国的春节晚会上的小孩所展示的本领。怎么会有这样的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做这种无益有损的事情?孩子是你的展示品,是大人娱乐的调料、工具、对象吗?
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当你用了比别人多十倍的时间去计算,去写作,去背诵时,你自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干别的。而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最基本的差距。中国学生用了比美国学生多一两倍的时间去看书,因为美国学生下午三点放学,再加三个小时的作业,在高中,而他们在上课时基本上都不看书。美国学生用了比中国学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去打球,去画画,去音乐,去实验,所以,他们在这些方面就强了,而中国学生在考试方面就强了。然而,放眼成人社会,哪些领域在创造价值?是音乐,艺术,科学,体育。于是,美国人仗着自己自童年期发展起来的在各个领域的原创性,在全世界吸钱。中国社会在以培养科学家的方式来培养理科生,以培养哲学家的方式来培养文科生,在大学之前,然而,竟然没有意识到在起于童年期的游戏,贯穿于学校生活中的课外活动,才真正成了美国发家致富的秘诀。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比尔盖茨,他没有结束哈佛的学业,而成为全球首富。他的致富源于哪里?是学校里的哪门课所教的吗?客观来说,都不是。不管是他的软件开发,还是他的经营商业的能力,都不是学校里的哪门课教的。他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大量成功人士的经验表明,功夫不在课上,而在课外,你的组织能力,你的人际协调,都不是课上练出来的。就算理工类的工作需要实验,需要科学理论,但在现代化的分工体系里,你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懂得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设计方案,一步一步地操作,调整。而中国学生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似乎是用来研发一种纯理论才用得着的。当然,我们说,这些基本理论的学习,对于发展理工科学生的大脑是很有效的。然而,既然现实的分工不需要那么多的理论家,我们就不应该让学生在纯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中国的一些理工科博士,教授也在进行着纯理论的研究,可能也是中国的应试体系所害的吧。
美国人可能早就悟到了课堂只能打基础,功夫在课外的道理,所以,他们在大学入学,以及研究生录取,以及奖学金的发放上,对学习成绩都不是很重视,或者他们考察的内容很少,所以,中国学生一边学着本国的课程,一边备考,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可见,美国学生的考试能力是多么的差。然而,把考试难度降低,只考察申请者是否具备进一步学习的基本技能,这是美国人的高明之处。中国的考试,把筛选的功能大大强化,而筛选出来的是适合进一步学习的人,还是在早期就把自己的潜能大大发挥以致于丧失了弹性的人呢?中国的高材生,大约都是在中学时代挖潜过度而失去了弹性的吧,成了书呆子,或者成了疯子。
在体育上,似乎有一种钙化的说法,一个孩子如果过早开始长跑等练习,骨骼会过早地钙化而停止生长。看来,在智力,创造性等领域,也有一种钙化的现象,我们不能过度挖潜,以致一个人不能保持智力的生长。
C在家培养好学生
报告人所讲的主要是幼儿,而幼儿的游戏和生活空间,主要是在父母亲身边,而不是在老师身边。由此想到小学生的分化,也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父母亲有教育理念,重视孩子的成长,协助孩子做好学习的准备,催促孩子完成作业,与老师进行积极的沟通,这就是很好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学生不是老师培养出来的,而是家长培养出来的。老师所做的,更多的是在坐享其成。就算老师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和规定,但是有的孩子照做有的孩子不照做,照做的成了好学生,然而,事实上,在照做这件事上,就首先要有家庭的功劳。父母亲培养了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培养了孩子对老师的积极态度,培养了孩子听懂并且支持并且不断挑战自己的兴趣。
父母亲从孩子降生开始就可以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对孩子进行启蒙,进行数学,识字,口语,交际,人际关系,个性品质方面的锻炼,当然要注意保持童年的自由,在游戏中进行教育。在孩子入学之后,配合学校,同时与学校进行良好的沟通。有些父母亲比老师要有水平,但要尊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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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法学点滴 |
2010年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来看一看,湖北省长李鸿忠是如何创造条件,不允许人民日报关注他的湖北政府的。3月7日中午,北京西直门南大街,国二招宾馆,全国人大会议湖北团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人民日报》记者刘杰对李省长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刚才还兴致勃勃介绍湖北大发展的李省长,生气离去,两分钟后,李省长返回,问刘杰:“你是哪里的?”刘杰惊讶:“啊?”李省长咄咄逼人:“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刘杰不解:“啊?《人民日报》的……”李鸿忠打断,并斥责:“《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接着,李省长一把抢走下了刘杰的录音笔,径直走进电梯。下午,湖北代表团员工把录音笔还给刘杰,没做任何道歉。
如果说,这是一个带有匪气的拆迁办副主任,为防止记者记下了他的违法勾当,铤而走险,当众抢走记者的工具,兄弟我信,但这是一省之长、在吉大读过历史系、受过多年公仆教育、而且是在众目睽睽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轰轰烈烈的三八女性节前1天、对最高党媒的一名女记者干的!可见,这种高级官僚平素的作风会是如何,没有基本的幽默感,没有一个男人最起码的风度,公然持权抢夺女人的东西!当然,他没有拿刀,但他拿着的是比刀更加锋利的权力,因此他没被报警,没被追究,也没有任何歉意。
这样的男人,还配继续做官,继续体面地活着吗?
兄弟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传媒行业中的女记者,活得更有尊严些。很简单,必须首先惩罚那些损害女记者尊严的人,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另外,一名省长,在“两会”期间,在公共场合,悍然亲手抢走别人的财物,大摇大摆地扬场而去,后来虽犯罪终止却无悔罪态度,他有人大代表的豁免权,法律无法立即惩罚他,但党纪和舆论应该如何处置他呢?
无论结果如何,这件冒犯公民和记者权益的大事,已经写进了历史。
另外,给李省长普法,也给记者普法,《刑法》第267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记者用的录音笔很贵,数额较大,即使是省长,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抢走属于别人和别人单位的财物,如果李省长没有人大代表的头衔,当即就可以进局子,老老实实地等待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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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KK)是由金山推出的一款基于虚拟化技术实现的游戏平台,集成了各种丰富的游戏资源,无需安装,一键使用。
快快(KK) 是由金山软件开发的一款基于虚拟化技术实现的游戏平台,它以推广云概念为特色,为新一代桌面软件集成提出了全新的设计思路。快快平台内部集成了N多游戏资源,无需繁杂的下载安装,可以让玩游戏像听歌看电影一样便捷,即点即玩。与此同时,快快平台内还植入了社会化的元素,好友之间可以即时的分享查看到彼此最近玩过的游戏等。

金山快快同云端软件在技术实现上几乎是异曲同工的,可以让人从中充分体现到虚拟化技术给互联网-桌面产品设计所带去的革命性变化;从用户层来讲,我们所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是使用成本上的降低——获取、维护、管理以及后续重复安装等一系列上耗费的时间、精力上的节约;但是,相反,我认为“高度集中化的管理”需求只是一个相对较少人群的高级需求罢了,是无法满足到最底层核心用户的需求的;因此,“玩乐”本身的需求对于KK来说还没有发挥到极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快快能够尝试在其平台内部植入社会化元素的想法,这对于一家从事传统软件的金山团队来说,我个人认为就已经很Ok了,要是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将SNS社区产品架构和模型的话题继续深入、讨论并且落实下去的话,我相信,快快会是一款很有想法、很成功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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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9日
今天有点发神经,早上3点半就起床了,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睁开眼来,大脑变得很兴奋,完全不顾眼睛的抗议。
平时的我,一定是坚持的睡下去,那里管天昏地暗。不过今天我不想睡,索性就拿起了一本之前买来的《五常学经济》来看。
读过之后,有一个感想就是,古人说:“明师出高徒。”但在张五常的求学之路,这又何尝不是“高徒遇明师”呢?所有教过张五常的老师,都为能有张五常这样的徒弟而感到高兴。一方面,是这些老师有着广阔的胸襟,愿意看到学生的成就;一方面,也是张五常确实有这样做学问的品格,去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而这些品格的基本点是“独立观察的基础上的独立思考”,然后在这个“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创作出“自己的路子”来。
因此,创造力是做学问必需。也是一个人能有所成就的必需。
看完书,已经是5点多了,回去睡了一个回笼觉,差不多8点起床,开始今天正常的生活。
回到所里,我仍然是搜索与法律调研专题相关的法律条文,一直到下午。
我是怎么使用这些法律检索服务的呢?其实这个很简单,记录下来是希望以后自己不会忘记:
1.确定关键字。这一步,是要明确搜索的对象,所以就一定要清楚自己搜索的内容。
2.在“北大法宝”、“国信法律”这些专业的法律数据库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法律法规的名称。
3.然后,直接在(百度、Google)搜索引擎里面搜索法律法规的名称,一般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明天有急事要回学校,所以实习日志不出意外会暂停一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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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8日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节日,因为今天是三八女人节。不过所里的节日气氛不是很浓,几乎没人提起这个节日,大家还是就这么过去了。
这个星期我的事情一定会变得多起来,所里的前辈们开始接纳我了。这里有几个标志在这里面:
1.一大早,刘姐就拿了四份卷宗给我,还很详细的和我说明了这些卷宗属于什么类型的案件。
2.在我隔壁的前辈也开始让我帮一点小忙了,虽然很简单。
今天,我的指导律师找我谈话,谈了一些对我上个星期发给他的实习日志的看法。他认为我的实习日志写得很用心。并决定每个星期都尽量找个时间,像今天这样和我交流。
他还指点我一下我的法律学习方法,和我说明在大学里的学习是一种“理论的学习”,而现在在律师事务所里面的实习,就一种能够接触到实际案件的“案例的学习”,只要将一种类型的案件“吃透了”便可以“一法通,万法通”。而且,学习要从三个角度出发,“学习的角度”、“挑毛病的角度”、“什么都不看的角度”。
我们还讨论到律所的文档管理、业务管理,律师个人的文档管理、业务管理这几个话题。
从中我了解到,我们所的文档管理还处于一种比较粗糙的阶段。比如:客户关系的管理和文档的管理混在一起;档案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类,不同的类型以当事人为线索归在一起等。
我的指导律师的看法和我一样,都认为,应该有一种电子的管理系统来进行归档。不过,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针对律师的电子系统,国内的我用过plone,国外的我用过confluence这些内容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的上手难度相当高,我不认为这些系统能够很好的满足律师的要求。
另外,我也了解到,我们律师也需要一个能够跟踪自己工作的“业务管理系统”。就这个,我觉得,一些GTD工具是很可以满足律师的要求。不过这也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律师的业务特点,才能有一个好的建议。
下午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至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去搜集一下关于一个方面的法律条文。我现在主要依靠“北大法宝”、“国信法律”这两个数据库来找。目前的进度为60%。我希望明天能找到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相关法律。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比较大量的使用复印机,我对复印机的使用还不是十分的熟练。看到前辈的快速就知道自己的功力远远不足。
总而言之,今天的收获丰富,希望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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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扩大网络教研的效果,提高我省义务教育学科教学的整体水平。特开展本次活动。
2.信息技术课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这是我们这门课存在的价值所在。由计算机转为信息技术,已经预示着我们这帮信息技术老师不再是微软的义务讲师,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不是某些软件的推广者,而是领着学生认识信息加工处理的流程,教会学生选择恰当地工具去进行相应的信息活动。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学习什么平台,学习什么软件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在学习软件的时候,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是最为重要的。
来自龙仁清老师的博客.他的作品总能激起我对青藏高原的向往. 他这样的大家有这样谦逊的感想, 让我们这些自以为的作家无处可藏. 谢谢龙老师的启迪.
"我一直认为并且坚信,文字是神圣的,也是因为源于他们这样一种朴素的认识吧,我深信,作家是文字经过多次的审视和考察,从众多阅读和书写文字的人群中,谨慎、严格、细致地遴选出来的,他们就是文字的代言人,是文字的传教士。因此,作家的作品就应该如上帝的福音、佛祖的旨意、上天的警示。作家担负着净化这个世界的丑恶,洗涤人类心灵的污垢的职责。想想那些被我们崇敬和仰视的文学大师,他们个个都是这样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也一直认为并且坚信,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净化和洗涤自己,使自己变得洁净、纯粹、甚至透明。作家的肉体和心灵因此要经受净化和洗涤过程中的磨难和疼痛,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和心里,伤痕和孤苦在所难免。这一点,同样可以从那些文学大师那里得到印证。
那么我呢,我是不是一个被文字选择了的人呢?
单单从作家的职责去考察,我离一个作家还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也远远没有做到甚至可能永远也做不到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的,有时我还会因此而感到侥幸——我的肉体和心灵至今没有经历磨难和疼痛,所以也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偶尔会有的孤苦,也是那样的浅薄和不值一提。
我期盼着文字对我的严厉审查,但我也恐惧着这样的一次审查的到来。这种心态使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懦弱和无能。也许,我更应该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的人,当作家,那永远是内心里的一个奢望一个梦。"
后来从海笛博客上看到这段话,深有同感,那是一种让人怀念的痴迷--"其实我常常留恋那些当作家时日夜写作的日子——那些信马由缰,行云流水般的思绪,像电闪雷鸣稍纵即逝的灵感,我甚至怀念那些从晚上疯狂写作到凌晨的状态,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可脑血管却依然是热的,握着笔的手还有点颤抖,那一会儿真的希望永远写下去……"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北师大教育学院副主任钱志亮:现代家长角色定位
怎么做最好的家长
(2010-03-08 17:01:29)
| 标签: 武大郎 西门庆 潘金莲 文化 |
武大郎一周大事记
孔庆东
《中国科幻小说》月刊编辑部来信,请俺在万众瞩目的两会期间,写篇纪实小说《武大郎的一周》。俺两会期间也很忙,特别是有些两会代表是俺的朋友和“老三儿”,大老远来北京胡说八道一趟,彼此总要见见面、喝喝酒。所以俺没有时间创作正式的小说,就写了一个提纲式的浓缩版,名曰《武大郎一周大事记》。哪位小说家或编剧有兴趣,拿去改编就是。
本周武大郎所做大事如下。
周一,晴间多云。 武大郎先生挑选优质武记烧饼50枚,邀集众邻里,召开睦邻友好座谈会,对著名企业家西门庆先生允许武妻潘金莲窜访西门公司,表示非常不满。再次向广大邻里申明,潘金莲多年前就已嫁入武家,现有潘金莲身份证和武潘两人拜堂成亲的龙凤贴为证。潘金莲进修声乐的学费,均系丈夫武大郎多年辛苦积攒。夫妻吵嘴,属于武家内政,是武家民主生活的正常表现。潘金莲负气出走,不应成为西门公司干涉武家内政的借口和抓手。正如胞弟武松武二郎,离家出走多年,但仍然属于武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门公司应该高度尊重历史,严格遵守《武西公报》,珍视武西两家的传统友谊,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众邻里对武大郎的烧饼和立场均表示称赞。
周二,阴到小雨。武大郎在狮子楼宴请何九叔、郓哥等老街坊吃东坡火锅,席间用火锅烟筒当众喊话,对西门庆先生公然留宿潘金莲表示强烈抗议,并要西门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武大郎宣布,武记烧饼摊即日起停止向西门公司员工出售各种型号的武记烧饼,同时无限期推迟对怂恿潘金莲窜访西门公司的王婆一家的季节性拜访。据何九叔向媒体透露,武大郎胞弟武松日前在景阳冈进行了哨棒投掷精确制导表演,并宣称即将返乡进行有关维权活动。狮子楼老板郁保四则表示,今后凡在本楼用餐的顾客,严禁自带烧饼。如有违反,每枚烧饼收取开饼费40文。
周三,雷雨大风。武大郎邀请各街各坊三姑六婆,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对西门庆霸占潘金莲超过24小时表示强烈谴责,同时请求媒体勿再录制和播放潘金莲的淫声浪叫。武大郎要求西门庆按照当年《武西公报》的精神,信守承诺,放弃对潘金莲的非法觊觎和肆意玩弄。武大郎还对媒体公布了潘金莲在武家不守妇道,对丈夫采取打砸抢烧等恶劣手段的录像。法制频道转播该录像时,插播了西门公司转基因广告和景阳冈大虫惨遭杀害的悲情画面,著名主持人周老虎意味深长地问道:“是打虎英雄还是环境恶魔?”媒体人士对新闻发布会上只提供烧饼没有提供白糖,均表示失望。
周四,阴到多云。武大郎先生亲自到西门公司门前,与西门庄园门卫进行严正交涉。对西门公司保安部向潘金莲出售匕首弹弓并教授女子防身术一事,表示强烈愤慨。然后隔墙喊话,请潘金莲不要认贼为夫,只要回到家里,一切都可商谈。保证来去自由,享受高等主人待遇。渡尽劫波烧饼在,相逢一笑抿芝麻。西门公司众保安为维护正常经营秩序,对武大郎先生进行了合法驱逐,双方在争执过程中发生了肢体接触,武大郎先生在躲猫猫时,不慎误伤自己多处,并被临时性强奸3分46秒02,所有衣物被扣留。警方接到群众报案后,耐心细致地奉劝武大郎应该通过正常合法渠道反映问题,闹访作秀,就如同贸然杀害老虎,只会达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同时对西门公司有关人员给予严肃批评,要求西门公司改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文化,开拓进取,勇创一流。
周五,阵雨转晴。武大郎先生裹伤出门,沿街散发小广告格式的传单,搭配小号烧饼一枚,对西门庆先生不顾同乡多年友谊,长期占用潘金莲,并指使手下工作人员对自己进行殴打和人身侮辱,深表遗憾。对众多承认潘金莲是武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坚持一个武家立场的流动摊贩和街头乞丐,深表感谢。同时再次申明,武家向来以德报怨,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武家的声音只有一个,其他武家成员的过激言行不能代表武大郎的主旋律话语。武西两家都应该认识到,潘金莲问题不应该成为武西两家正常商贸往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武家殷切期望,身为一方豪绅名士的西门庆先生,顾大局、识大体,不要继续进行伤害武家尊严的行为,而应切实肩负起保境安民的责任。只有这样,武西两家才能在合作反恐的基础上深化彼此的交往。
周六,晴空万里。武大郎先生沐浴更衣换绷带,在著名媒介精英、资深美女王婆陪同下,携带武记精品烧饼一百枚,前往西门庄园,正式拜会西门庆董事长。在《十年生死两茫茫》乐曲声中,宾主双方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建设性会谈。西门公司要求武家严格约束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成员,将自家利益置于人权高于一切的合作框架之内,只能民进家退,不能家进民退。只有这样,才能夯实基础,稳固关系,确保双方高管人员的各种权益。双方本着尊重既定事实的普世价值原则和互谅互让的高风亮节,约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潘金莲文化资源,开创互利共赢的大好局面。根据“为富人拉皮条,为穷人开毒药”的精英学者王婆提议,武大郎先生和西门庆先生共同表示,待将来时机成熟,以山东省全民公投的最最民主自由的方式,决定潘金莲的最终归属。
周日,祥云满天,彩旗飘飘。两家正式举行西武世博论坛,邀请远近乡邻和新闻界文化界参加。武大郎以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气度,向西门庆董事长深表歉意,请西门大官人消消气,继续在武记烧饼摊进行长期投资。武记烧饼购买西门公债40两,并全面引进西门公司转基因麦粉和芝麻。宾主双方在西门花园进行了观光游览,武大郎亲自表演了翻跟头、钻火圈等传统文化节目。傍晚时分,双方发表《新世纪西武公报》,严厉谴责武松林冲鲁智深阮氏三雄等毛左分子,使用暴力手段破坏山东省招商引资大好局面的恐怖主义行径,呼吁各界携手,唱黄打红,切实保障西门公司和武记烧饼摊的GDP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论坛最后在著名主旋律歌唱家潘金莲的一曲《今天俺要狗日日》中圆满结束。
本期博客思考题:
1. 本文献给国务院的哪个部最合适?
2. 百年后的读者,还能读懂这篇作品吗?
3. 鲁迅为什么骂武大郎多、骂西门庆少?
阅读全文
本作品是以一个大学生的角度,来向观众们介绍各种不同类型的软件,主要有Photoshop、 Flash、Premiere、AE、Audition这五款软件,丰富多彩的特效技术,以及广告的形式,介绍了当代大学生对各种软件 的学习与掌握程度,以动画特效的方式展现各种不同软件的功能以及制作过程,画面绚丽有趣,特效丰富多彩,一方面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技术与实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大学生们了与展示自我,表现自我的乐观态度。有兴趣的朋友进去看看,多多支持啊!
王晶:尊敬的各位家长、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